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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毅:近代西南边疆发展史中的民族档案述论
2019年07月17日 09:16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杨毅 字号
关键词:民族档案;西南边疆;近代;沿袭与变革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族档案;西南边疆;近代;沿袭与变革

作者简介:

  摘要: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多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作用。文章运用档案学、民族学原理,在梳理分析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了较深入地研究,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比较专门化的讨论。

  关键词:民族档案;西南边疆;近代;沿袭与变革

  作者简介:杨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地址: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邮编650091。

  在我国今天的西南边疆地区,历史上留存下了大量反映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有记忆价值的原始记录,可谓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对此,自上个世纪60年代,学界和档案管理部门视其为珍贵的民族档案,从收集、整理、利用方面做了较深入研究,为从事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反思学界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研究历程,也会发现档案学界往往把这些民族档案从民族文化中孤立出来做“标本化”介绍性研究,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也常常据其所需截取片段的民族历史档案内容作为论证的材料,较少关注在西南边疆发展史下的民族档案的演变脉络,以致在利用民族档案时难免不能准确把握隐含在多样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体性的因果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西南边疆历史做更深入研究。

  就以近代的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为例,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在沿袭了晚清以前历朝历代奠定的形成模式的同时,已较多地受到国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的影响,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具有了新的内涵。如果继续采用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已无助于人们通过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研究实现对中国历史文化局部整体性的把握。既然如此,不妨调整研究思路,尝试着从近代国家建设架构下的西南边疆区域的视角,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做一番新的探讨。为此,笔者依据现存的汉文档案文献和少数民族档案文献以及田野调查资料,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一番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而为当下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为深化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一、起源与发展: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演变的历史基础

  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档案起源于各民族先民的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和绘画记事等实物记事活动。这些实物记事档案较长时间被保存、使用于西南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已有约定俗成的作用。方国瑜先生在《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及《班洪风土记》(上卷)中说:清初吴尚贤在云南佤族地区开银矿,吴尚贤与当地佤族之间订约就是采用将汉字书写与刻木记事相结合的方式,即在一块木板上刻契为凭,并书以汉文说明及日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班洪的“锡龙散猛家中收藏吴尚贤与乃祖订约之木契,立于乾隆八年(公元一七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虽以墨写,字迹间有磨灭,然其重要语句尚清楚可读。土人重视此物一如爱护银厂焉”。直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怒江州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仍以结绳、刻契、特殊实物作为记事备忘、信约凭证的重要工具之一,且有所使用,有所保存。

  自秦汉时期一直到清朝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档案一直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两条各具不同特征的形成路径。这两条路径虽各不相属,却同为产生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以民族档案的形成为研究维度,则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统一在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基本成分的阐述中。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主要有历代中央政府及派驻西南地区的各级管理机构产生的官府文书档案、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产生的文书档案、西南各民族在民间交往和文化传承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档案。这些民族档案的载体以纸质为主,兼有以骨质、叶质、牛羊皮、麻、棉、绸、草纸、土纸等材料作为书写材料。所涉及的内容有国家政务、法律法规、民族事务、民族科技、宗教习俗、文学艺术、财务账册、经文典籍、世系谱牒、民族交往、民族调查等方面。其中,官府文书档案作为历代王朝统治西南地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记录,虽然在各个朝代呈现出的文档名称各有不同而繁多,且大多散见于皇帝诏令文档、臣工上奏文档、官府行移文档和专门文档四类汉文档案中,但论及数量及质量,在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中仍占有主体地位。

  相较而言,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产生的文书档案由于较多地受到当地生态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而颇具特色。就以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傣族土司的文书档案为例,在改土归流以前,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部分土司政权既有中央地方政权组织的特征又同时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政治生活形式,双重的政权格局使傣族土司政权管理中出现了三类不同的文书档案:土司政权上呈内地王朝及西南地区各级管理机构的文书档案、土司政权内部使用的文书档案、不相隶属的土司政权之间形成的文书档案。通常,这些文书制成后,土司首领除了盖上朝廷发给的铜方印,还需同时盖上代表自己身份的某一动物肖像形印章以示同意,文书方可生效。

  表面上看,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主要分散在与西南边疆事务密切相关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管理机关、历史上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组织、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体,但如果结合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区域特征,再度审视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内在的共同特征:一是西南边疆独特的生态文化决定了各民族自有一套与当地自然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且具有各自原始族群古文化因子的完整自足的文化系统,由此滋养出的个体民族档案在形成方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二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利用地缘政治文化的便利、对汉文化及东南亚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由此熔铸出的群体民族档案在形成主体上呈现出了多元性。

  这样富有个性的特征足可以让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更加厚重,让西南边疆民族档案集聚足够的气场和历史意义,成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发展的历史基础。

作者简介

姓名:杨毅 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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