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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布拉姆斯的遗产,还是镜与灯的诅咒? ——简评芮塔·菲尔斯基的《文学之用》
2019年08月09日 1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汉波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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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塔·菲尔斯基的《文学之用》非常薄,所涵盖的知识量却很大,尤其是阐释学、接受美学和现象学的部分观点,支撑起书中某些章节的自我言说和他者对话。在还没打开这本书之前,我一度以为书名既然叫“文学之用”,那它应该会阐释文学对于普通个体、特定社群乃至民族国家有何功能。毕竟,“经世致用”语境下长大的我们更“乐于”目睹某种意识形态或上层设计是如何有用。但当我看完后,我觉得它隐藏着一个副标题——文学文本与个体情感结构的关联。威廉斯在提出“情感结构”这个没有严格界说的定义之时,大概不会想到在多年以后,文学家和批评家们依然在这份学术遗产中勘探着材料去搭建各自的巴别塔。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谈“文化唯物”,谈情感基调(tone),谈经验元素如何溶进情感和语境的复杂整体,而菲尔斯基在《文学之用》里则谈文学“去先验化”,谈着魔和震惊这类“被祛魅”的情感反应,谈读者如何在更为复杂的现代性状态下获取情感归属。这些论断都建立在认识、着魔、知识和震惊的阅读反应中。她认为,阅读活动包含着一种认知逻辑;审美活动在祛魅的时代与着魔有相似之处;文学创造了独特的社会知识结构;读者应该珍视被作品震惊的体验。

  认识、着魔、知识、震惊,是菲尔斯基书中安排的四个章节,也是她围绕阅读反应所作出阐述的四个方面。在菲尔斯基的观念中,文学文本是关于语言的文本,语言是建立认知的工具,对文学文本进行阅读就好比通过语言来建立一个“概略化的他者”,读者在一本书中看世界、看众生,最终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它不是真正存在的实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映射——一种对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构想——这种映射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也影响了我们关于自己的叙事……(这种映射)指向的是我们与社会想象之间的第一人称关系,是架构起和充溢于我们个人历史的异质性的故事、历史、信仰与理想的集合。”文学中的认识,是读物与读者所知之事的关联统一,是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化经验微缩的瞬间所激起的自我强化(self-intensification),也是经由文学想象模拟特定场景的“他在之我”时的自我延伸(self-extension)。菲尔斯基对“认识”的理解,非常贴近杜夫海纳在“审美经验现象学”中提出的审美知觉过程,即呈现、再现和反照。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会通过想象把既定的经验对象塑造成一种感觉形象,而这种形象是通过审美主体的加工而被感知的,是主体的审美活动所赋予的。

  如果说“认识”是“以物观己”,那么着魔就是“因物而喜”。纳博科夫曾就语言艺术与直观感受提出“审美狂喜”,“写作的快乐完全取决于阅读的快乐,一个短语带来的欣喜、欢乐由作者和读者分享,由得到满足的作者和感恩的读者分享”。纳博科夫迷醉于“喜”,菲尔斯基更关注“狂”,在书中,“狂”即“着魔”,是塑造情感归属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忘我,是“微观上对美学细节的关注和宏观上被卷入另一个世界的包裹感”,是完全陷入审美客体、对其他任何事漠不关心的状态的审美入迷(aesthetic absorption)。在阅读过程中,认识是自我指认,而着魔是自我维持;认识是“对镜梳妆”,着魔是“举薪引路”。在文学批评界,镜与灯的传说,流传到菲尔斯基这里依然没有停息过。

  当菲尔斯基谈完认识(镜)和着魔(灯),笔锋一转,继而谈论另一面镜子——知识。在她看来,人们阅读文学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对日常体验和社会生活有更深入的感知。而文学与世俗知识的关系并不是消极的或对抗性的;文学也会扩展、放大或重新整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意义建构的手段建立在文学文本的形式与体裁属性之上。上文所述的“认知”好比梳妆镜,透过镜面反观自己;而此处的“知识”好比放大镜和望远镜,将人们置身的世界加以放大。“文学文本不能完全地认识自己,不能把握控制它的社会状况,但它出自本性的症状性的逃避和移位却使我们见识了生产出它们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亦即是文学放大世界的途径,就是符号的力量。“符号素材是由文学文本塑造成形的,文学对其进行重塑、重组,使它远离自己先前的用途,让它获得新的意义。”由此看来,作者似乎没少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意识形态文艺观影响,尤其是阿尔都塞。

  而符号的对事物的重塑和重组,往往不仅会带来对事物新认知的欢呼,还会引发颠覆读者原有价值的哗变,尤其是处于后现代语境的人们。这就是菲尔斯基在最后一章所谈的“震惊”。这里的“震惊”和我们平日看到的“标题党爆款推文”所说的“震惊了”不是同一项内容,它指述的是令人恐惧的感受,伴随着恶心和厌恶的情绪。它比着魔的瞬间情绪冲击要更大,读者就像是灯芯般“引火自焚”,当火光划过漆黑的时候,它即便灼热难耐,也是令人惊叹的,而一旦烛光布满眼帘,第一道烛光燃亮时的讶异就荡然无存。“震惊”注定短暂,注定难以接受,也注定珍贵。“当一种新的体裁形式出现之时,它产生的效果就是使我们所认为的平凡之事显得奇怪,挑战我们传统的观看方式,使在惯性思维和固有观点中麻木了的我们吓一跳。在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的同时,它也改变了我们所看之物。”(第182页)布鲁姆在评估现代诗歌的时候曾说过,新潮诗人在建立自身艺术权威的时候,习惯将恐惧和焦虑转移为某种艺术误读,它带着亢奋的快感而进入到“魔鬼化”(Daemonization)的状态。我相信布鲁姆的“魔鬼化”和菲尔斯基的“震惊”都指向了“逆崇高化”对主观世界的影响。这似乎并非在宣读弗洛伊德主义的胜利,而是在认同文学自身所具备的“破坏”属性和解构功能。

  《文学之用》书中四章,“认识”和“知识”更应该是一对的,“着魔”和“震惊”也是一对的。前二者是“镜”,后二者是“灯”。我之前一直以为艾布拉姆斯的遗产是那个“世界-作家-作品-读者”的文学坐标图,因为它为理论学徒们提供了批评的坐标,即便在浩荡的后现代浪潮中,理论家和批评家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定位。而今看来,艾氏的遗产似乎是镜与灯的诅咒,因为它标记了文学参与者们的动力与恐惧——解释世界的动力,以及无法解释世界的恐惧。菲尔斯基开篇明言拒斥先验化的阐述和职业化的文学批评,试图在书中努力地建立自己的新坐标图,却多少无法避免在镜与灯的边缘言说文学的属性。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为菲尔斯基拾人牙慧,毕竟她更为深入也更为专注地探讨阅读行为与情感结构的关联。就正如帕慕克所提出的“天真的小说家”和“伤感的小说家”,多少也承接着镜与灯的逻辑,却不是简单的挪用,相信很多读者都能被他对叙事机制如何介入风格的论断所折服。其实,我们反而应该庆幸,在市场文化、消费文化诱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同质化的时候,在其虢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异质性的时候,依然有学者愿意重新执起文学“异端属性”,对文学想象本身进行知识性的想象。诚如纳博科夫所说:“缺乏知识的想象走不出原始艺术的后院,也不会比栅栏上儿童的涂鸦和市场上商贩的买卖走得更远。”文学天然地具备被不同意图解读(误读)的属性,这是一种“被破坏”的属性,被世俗的消费破坏,也被职业化的批评破坏。但这种破坏又是必然的,它很多时候不是一种不端,而是一个开端。文学文本以被破坏的过程确立着与外部世界对话的存在证明。其实,文学批评也一样。在艾氏那里,文学四要素介入到文学批评之时,便是其中一要素统摄/拒斥/批驳另外三要素的场域之争。文学批评中的四要素角逐,多么像文学文本对现实的折叠和畸变,二者都在意图的错位中敲击某一个既是亦非的面位,直至这个面位出现一条可填充价值的裂缝。

 

  作者信息:

  刘汉波,男,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特聘副教授,暨南大学文学博士,从事比较文学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近年于《民族文学研究》、《中国青年研究》、《扬子江评论》等CSSCI源刊独署刊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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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刘汉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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